邹乃山，湖南攸县城关镇人，生于1926年。兄弟三人，他排行第二，靠寡母陈氏抚养成人。1939-1941年，他在县中读初中，后考上省立二中读高中，聪颖好学，爱看进步书籍，非常崇敬鲁迅、巴金等文学名流。他有组织才能，在省立二中成立“大风歌咏队”，组织同学练唱抗战进步歌曲，且在二中所在地的茶陵县城演出，对民众抗日情绪影响很大。1946年，他考上了湖南大学化学系，经友人介绍，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世纪社。从此，他开始了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。
（一）
1947年，各大中城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。5月21日晚饭后，湖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戴伯淳，主持召开了自治会干部会议，邹乃山是自治会政治宣传干事，参加了这次研究会。会议主题是响应全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，决定举行“五·二二”示威大游行活动。会后，学生自治会干部分头到各系串连发动学生，邹乃山负责化学系学生的发动工作。
5月22日清晨7时，湖大两千同学像潮水般涌向大操场。这时，学生纠察队传来了令人气愤的消息：政府当局已闻讯于凌晨三点，密令警察当局封锁湘江，将同学们于深夜集中到牌楼口的渡船已全部抢去，溁湾镇、牌楼口、渔湾市三个渡口交通已全部断绝。湘江两岸上下十余里已见不到一只船了。“湘江拦不住我们反内战的决心！”同学们怒吼起来了。许多人自告奋勇跟纠察队员一道，分三路去找船。邹乃山、萧庆翥、郭乾奋等同学一马当先，在渔湾市发现江中正漂着一只无人驾驶的划子，他们喜出望外，立即跳下水去，将那条划子拖到西岸。消息传到大操场，一时欢声雷动，大队人马立即向渔湾市进发。过了饮马塘，湖大的胡校长在自治会主席戴伯淳、秘书黎宣模陪同下赶来了，同学们高呼“欢迎胡校长加入我们的行列！”强渡开始了，第一批突击队20多人是世纪社社员，在邹乃山、萧庆春的带领下，还加上大四的几个老大哥，架着那只小船过江去抢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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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胡庶华，攸县人)
当小船靠近猴子石时，岸上的水警队严阵以待，高声宣称，不许靠岸，否则就要开枪。可是，同学们哪会怕他们恫吓？他们一个劲地直冲过去。这时河岸上围观的市民越聚越多，对同学们的行动同情支持，对水警则正言劝告，正当水警犹豫不定之时，小船已经靠岸，邹乃山他们这群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跳上了岸，旋即，大家分头去抢夺小渡船，抢到渡船又往回划，去接对岸的同学。当第二批同学强渡船只到达江心时，上游开来了三条空货船，邹乃山招手喊话，请船工靠往西岸，船工不知怎么回事，将船停下来。邹乃山、宋绍文等同学立即跳下水去，游到货船上，分头向船工说明了这次游行的意义，船工们深受感动，终于不顾水警队要开枪的威胁，毅然把船靠到西岸，接渡同学们过江。事有凑巧，这时下游又开来了一条小火轮，这次曾汉荃、刘运明同学，还有邹乃山，不顾浑身透湿，乘小划子把火轮叫住，向船上的工人做了宣传。船上的工人也慨然应允，但大副怕上司追究责任，不敢开船，于是由机械系的曾汉荃驾驶，这样渡江的速度就大大加强了。上午１０时，游行队伍全部到达猴子石，随即整队向市区进发。
邹乃山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，与同学郭乾奋高擎着“湖大学生反内战大游行”的布质横幅，胡校长、魏文悌总务长、陈述之教授，还有主席团成员及许多女同学走在前面，接着是“炮肥民瘦”的巨幅温画和两千个手执“反内战”三角小旗的同学的大队伍。同学们高唱《反内战进行曲》，高呼“反内战，反饥饿”的口号，雄纠纠，气昂昂地朝火车南站进发。一路上，许多 市民站在大街两旁，望着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，点头称赞，竖起大拇指夸赞，还有许多年轻人，自动地加入了游行队伍。
来到火车南站，军警的几道防线挡住了去路。这时，邹乃山将横幅交到后面的一个同学手中，与走在游行队伍两旁的讲演队、纠察队一起，向拦路的军警开展了宣传：“内战使我们学生吃不饱饭，读不成书，也使你们的妻室儿女挨饿，生活不安定，难道你们不反对打内战吗？”胡校长走上前去，对一个军官说：“我是湖大的校长，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，上对蒋主席负责，下对全体市民负责，请你们立即撤走，由我带着学生，保证秩序良好。”女同学乘势排成人字形，首先向前冲开一条路来，游行大队马上高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的歌曲随后跟进。
队伍很快来到南门口，更多的军警以更严密的阵线堵在前头，胡校长纠察队几经交涉也没能说服他们。这时邹乃山及几个同学带头，用报纸做成“喇叭筒”，向路旁拥挤的市民宣传反内战的道理，把印好的宣言传单散发出去，群众中于是也发出了不平的呼声，支持队伍冲过去。邹乃山他们忍无可忍，带头高呼“冲！”“冲！”“冲过去！”，一时，大队伍中口号震天，歌声齐起。人流立即象潮水一般，冲决了军警的堤防，卷入了黄兴路。自从大队进了城，便陆续有各大中学校的同学，三五成群加入了游行行列。有几个攸县籍的外校学生，如汤建国、龙燕初、余百践等原县中的同学，自觉地作了好友邹乃山的“贴身卫士”。
游行队伍经司门口，转中正路，来到了伯陵路《中央日报》报社门口，但见铁门紧闭，门里还用一辆美国大卡车顶住，整个报馆静悄悄地，逃得一个人也没有了。昨天他们还那样污蔑、讽刺和恐吓湖大学生，极尽污蔑否曲之能事，今天却如此虚弱！游行队伍中主管宣传的同学，便在紧锁的铁门上，贴满了“《中央日报》言论荒谬”、“大家不看《中央日报》”等标语。游行队伍缓缓走过去了，许多市民立刻围到报馆门前，他们兴奋地看到，《中央日报》的“嘴巴”被标语封住了，其丑恶的面孔被群众揭开了。《中央日报》的灵魂在正义的旗帜之前瑟缩地发抖。
邹乃山在“五·二二”大游行的学生运动中，是一个策划者，又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勇敢斗士。
（二）
1946年，在长沙读书的邹乃山与贺湘楚、颜昌祺先后加入了湖南大学进步社团“世纪社”。他们相互谈论政局，抨击时弊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。1947年，邹乃山在长沙加入地下党组织，当时省工委周里，多次同邹乃山交谈，让他回攸县，了解攸县革命斗争活动情况。当年，夏季的一天，邹乃山同彭秀实到黄丰桥，连夜召开杨滨农民斗争骨干会议。会上，邹乃山传达了省工委关于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指示精神，鼓励大家树立斗争的勇气。第二天，邹乃山与彭秀实一起，领导当地农民为积谷问题，同豪绅地主展开斗争，让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得了积谷的掌控权。
邹乃山回到长沙后，向周里汇报了贺湘楚、彭秀实、尹辉等人，在攸县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。周里肯定了他们的活动方向，指出攸县尚无地下党组织，要邹对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加强培养，抓紧在攸县建党。1948年元月，邹通知贺湘楚利用寒假来到长沙，经过一段党章的学习，介绍了贺湘楚入党，周里亲自参加了贺的入党宣誓仪式，并就攸县地下党组织建立，作了详细的指示。1948年暑假，邹根据省工委的指示，通知贺湘楚、彭秀实、尹辉三位同志到长沙，住在湘东旅社（邹的母亲开设的，后来做了党的一个联络点），进行为期数天的学习，吸收了彭秀实、尹辉二人入党，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由贺湘楚任书记，彭秀实、尹辉为委员组成的中共攸县工作委员会（简称县工委），负责指导全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党任务。在县工委第一次会议上，周里到会讲话，邹乃山列席了会议。
一开始，攸县地下党组织人数不多，一无经费，二无枪支，三无政权，可谓工作举步维艰。邹受省工委派遣，同贺湘楚、彭秀实、尹辉一起回到攸县，协助县工委贯彻省工委的正确方针，努力工作，到各地访贫问苦，串连发动农民参加地下农会。在短短一年内，地下农会遍及鸾山、凤岭、三江、皇图岭、洞井、连滩、渌田等乡和梅城镇，秘密发展会员近4000人，联系群众多达数万人。1948年10月，在鸾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，以后陆续建立了涟滩、梅城、黄丰桥、皇图岭等31个地下党支部。1948年下期，邹乃山通知颜昌祺于湖大辍学，回攸县工作，自己因身份泄露，离开攸县到武汉参加地下党工作。1949年4月，经省工委批准，贺湘楚负责攸县的武装斗争，由彭秀实任县工委记，补充颜昌祺为县工委委员。
邹乃山到湖北武汉工作不久，又转移到解放区工作。解放后，邹乃山被分配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，不久被调到中央高教部。1955年，他为曾在湖大和他共同战斗过的战友郭仁成鸣不平，他通过高教部党组织，向湖南省委反映了自己的看法，提出各种疑点，认为郭仁成不是反革命分子，郭的历史政治问题早已向组织作了交代，要求组织重新复查。不料，他因此惹火上身，被上级审查。先说他与郭仁成是反革命集团，后又改口说他包庇了反革命分子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祸不单行，邹在高教部草拟高等学校章程时，苏联专家要求完全照搬苏联的有关样板，他则在有些部分进行抵制，又背上了一个反对苏联经验的罪名。1958年初划为右派分子，直到1979年，高教部党组织才对他这两桩错案进行了平反。平反后，他任过湖南省化工学校校长，1982年，他担任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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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
邹乃山在蒙冤的20年中，始终如一，忠于党的事业，默默地在多所学校任教。在当中学教师时，有两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
一次，有一个学生不听他的课，看课外书籍。他觉得这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心，为此，他对这个学生发了一通脾气，没收了其课外书，将其赶出了课堂。结果，造成师生双双很长时间的不愉快。
还有一次，他在上初三化学课时，又发现一个学生看课外书，因为这个学生成绩很好，对此他就慎重一些。他发现其看的是高等学校化学参考书，显然这学生掌握的化学知识，远比他课堂上讲授的更多，无怪乎这学生不听他的课。对此，邹采取默许的态度，这学生是否听他的课，就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和施加压力。邹对学生的尊重，换来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，相互之间有了较好的理解和沟通。邹乃山想，只要学生保持一定的成绩，何必在乎其是否听自己的课？因此，事后多年，这学生还常去看望他们的邹老师。
这两件事启发了邹，他认识到，学生面临着社会、家庭、学校三方面的压力，自主学习动力不足。于是，他努力改进教学方法，力求讲课生动活泼，吸引学生听课的兴趣。他还因此，改变了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。邹由于被错划为右派，而且当时高等学校招生对家庭把关甚严，他根本不指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。他不仅没给孩子升学压力，相反总劝孩子打消升学的念头。他大孩子初中毕业后，当了一年农民，八年工人，二儿子高中毕业后，当了四年工人，都是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，先后考上大学的。在此之前，他总是教育孩子，明确努力学习是为了充实自己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作为孩子的父母，对孩子从来就是进行正面诱导教育，而不施加任何压力，以朋友的身份，平等相处，儿女经常与父母开玩笑：“难怪人家说我们家太民主”。
两个孩子喜欢打篮球、排球、踢足球，邹乃山夫妇鼓励他们，老二外出比赛，耽误半学期功课，回来后自己补课，期考时成绩仍然名列前茅。两个孩子以后都出国留学，取得了博士学位。邹乃山认为，对孩子教育的成功，在于抓住了根本，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很重要，不向孩子提出任何具体指标，要求他们上进充实，加强两代人的沟通，相互理解。因为孩子面临着社会压力，学校压力已够重了，家庭不需要再加压力了。的确，解乃山这种态度是智慧的，也是仁慈的。孩子考试成功是对父母仁智的回报，退一步说，即使没考上大学，却有一颗求学上进的心，总还是人生之正道。后来邹乃山用一句具有哲理性的语言概括：低要求得到了高回报。
邹乃山除了对教育进行了思考，对哲学也进行了一些研究。1957年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第一篇哲学论文《同和异》。文章提出“事物的同和异的关系，是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。绝对异而无同，或绝对同而无异，都是不存在的。”“形而上学者往往把事物的同和异绝对化，因而陷入了片面性和主观性。”时隔30年，1986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《存异方能求同》的文章，指出：“未来物质极大丰裕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了，个性不是泯灭，而是更加自主自觉地发展，既然个性更加充分发展，求异的存在就是必然的。”“任何时候只能根据历史发展消灭不合理的差别，但同历史相适应的合理差别又会应运而生。”1991年，他在《系统工程》杂志上发展《熵·信息和机遇》。这三篇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，都是反对左倾路线，从哲学角度所作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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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
1983年，邹乃山开始从政生涯，这是他一生革命最为闪光的年头。说起来，还有点戏剧性。虽然在解放前夕，他曾在学生运动中发挥过领头作用，显示了一定的领导才干和组织能力，但是解放后，他却从来不曾担任过地方党政领导工作。1982年底之前，当时省委负责人事工作的领导万达，找邹谈话。万达询问他对省委工作有什么意见，邹表示，省委在启用人才，特别是启用知识分子方面还需要加快速度，这方面动作太迟缓了。万达表示，邹乃山的意见提得很好。从此，邹乃山这人才引起了省委的重视。1983年初，党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在搭建长沙市领导班子时，省委提出两个人选，一个是有丰富党政工作经验，但文化水平不够要求的老干部刘夫生，另一个就是有大学文化，但缺乏党政工作经验的邹乃山。当时的胡耀邦，听了湖南省委毛致用的汇报后，立即拍了板：“没有经验就到工作中去补吧！没有文化就到学校去补吧！”
由此，他走上了长沙市委的工作岗位。这个任命他既高兴又惶恐，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上任的。上任后，他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抓纠左，抓拨乱反正，为湖南省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，创造了良好的局面。在干部选拔方面，他坚持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干部“四化”标准，大胆地把近300名年轻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。使这些干部脱颖而出。如潘贵玉、颜克初、易希文等人，教师出身，他们在党政领导部门担任职务，干得很好。再是抓纠正不正之风，解决了少数干部多占住房搞特殊化的问题。他坚决要求干部把多占的住退了出来，否则就不予任命。他也因此而得罪了少数权贵人物。第三件事，就是落实党的政策，并且从此作为纠正左倾错误的有力杠杆。他态度坚决，旗帜鲜明；又区别对待，分清大是大非；对于曾犯过错误的干部，根据情况，大胆予以启用，放手发挥他们的潜能。第四件事，就是抓经济体制的改革，也取得了成效。1984年6月1日，邹乃山主持召开长沙市全体党政负责人会议，中心议题是：长沙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。他带领一班人，逐个单位落实会议精神，现场办公，抓到点子上，使有的厂子起死回生，如长沙汽车制造厂；使有的厂子扭亏为盈，例如：长沙烟厂、长沙汽车发动机厂等。1985年5月1日，他驱车前往宁乡花明楼，参加了刘少奇纪念馆的奠基典礼。
1985年下半年，邹乃山到了该卸任的年龄，省委安排他在省政协工作。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，他又一次受到了处分，被撤销了省政协党委委员的职务。1991年，他65岁，申请离休被获准。离休后，他与老伴黄时美，居住在长沙市藩后街28号老干局家属楼。在闲居的日子里，他曾约“龟峰五老”（上世纪30年代末在县中读初中的同学：龙新叔、龙燕初、刘源杨、汤建国，包括他自己），在长沙相聚。他们爬岳麓山，登天心阁，参观一师及清水塘革命纪念地，畅谈时事，回忆青年时期的岁月，闲聊各人的经历掌故，商量出诗文书画集册等。后来，邹乃山患了癌症，三次走上的手术台。临危时，在病榻上还和老友通了电话，又嘱咐夫人黄时美把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的《回忆与思考》寄给汤建国，以作为后人的借鉴。只可惜病魔不饶人，2002年，他与世长辞了。
邹乃山的一生有不少闪光点，也有不少的波折和遗憾。但回头看他的一生，他对党组织对革命事业始终忠贞不渝；对祖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；对同志、对朋友始终充满深情。他有组织能力，有领导才干，有自己的观点及信仰。他为人正直，清正廉洁，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，也是一个攸县人民的优秀儿子，值得攸县人民骄傲！
